12月1日，彭博新能源財經（BNEF）創始人和顧問委員會主席Michael Liebreich接受了《中國能源報》專訪，就持續“發酵”的氣候變化問題與記者展開了一番探討，此外還分享了他在可再生能源產業以及碳市場方面的獨到見解。
　　中國能源報：中美兩國日前達成了《中美氣候變化聯合聲明》，并公布了各自的減排目標，有分析認為，兩國設定的目標相對保守，且執行起來有壓力，您怎么看？
　　Michael Liebreich：《中美氣候變化聯合聲明》是一份真實的協議，這不是一份普通的協議，不單單是兩國各自要完成多少減排目標，更是中美對話的一次完美體現。雖然中國計劃2030年碳排放達到峰值，但按我們研究，中國的碳排放峰值時間應該會提前，在2020-2030年間。
　　在我看來，兩國的低碳能源目標非常實際，不過仍需要更深遠的政策支持和更積極的行動力，而這一點需要兩國政府按照各國的經濟結構和發展趨勢進行規劃。
　　以GDP為例，美國作為后工業經濟國家，制造業占國家GDP的比重不足20%，但中國這一比重接近50%。在基礎設施方面，美國面對的難題是老齡化和保養維護；而中國卻在逐步強化基礎設施建設。
　　中美達成氣候變化目標，將包括印度在內的多個國家都推到了聚光燈之下。就氣候變化問題，歐洲參與了，美國參與了，中國參與了，日本因福島核事故也獲得了“免費通行證”，而亞洲第三大石油消費國印度卻態度不明。此外，我們也沒有聽到俄羅斯、委內瑞拉、沙特阿拉伯、加拿大、澳大利亞、甚至印度尼西亞的聲音，我很擔憂上述這些能源生產國對氣候變化的潛在影響。
　　我還要強調，如果不控制印度和非洲的碳排放量，它們將成為氣候變化的危險因素。
　　中國能源報：有人說碳價也可以成為解決氣候變化的一種方式，但澳大利亞的碳價政策卻失敗了，你覺得碳價機制是必要的嗎？
　　Michael Liebreich：與其說碳價機制是必要，不如說是必然的。澳大利亞的碳價政策失敗可能是個特例，該國設定的碳價機制最后實際上成了國民和企業的負擔。
　　我認為，澳大利亞的失敗是“設計”問題，該國并沒有理解該怎樣設定合理碳價。從最初的碳稅法案，到最后淪為政黨競選的標語，碳價政策在澳大利亞已經失去了真正意義，致使國民對碳價問題諸多非議。
　　對于碳價能否成為解決氣候變化的方式這一說法，我想說，電動車也被視為對氣候變化很有幫助的產業，但在英國倫敦，我們認為最有效的應對氣候變化的行為是走路、騎車、公共交通、在家辦公，然后才是電動車。
　　中國能源報：中國電力改革已經進行了10多年，目前新一輪電改已經提上日程，您對電改問題有什么看法和建議？
　　Michael Liebreich：我不是中國電力產業的專家，但從全球多國的電改范例來看，我認為電力改革對可持續能源的發展至關重要，此前以傳統化石燃料和核能為主的發電模式需要改一改，未來應該向客戶服務方面延展。
　　而輸配電分開的問題，在我看來，本地的配電網絡應該進一步優化以服務本地為主，輸配分開后可以實現這個目標。如果輸配電業務由一家公司運營管理，只能根據所覆蓋的供電區域來進行改善和優化，無法為客戶提供較高效的電力服務。
　　中國能源報：BNEF之前發報告稱，發展中國家正以兩倍于發達國家的速度發展可再生能源，近年來，亞洲、非洲等國在該產業的投資規模明顯上升，您如何看待這一趨勢？
　　Michael Liebreich：據我所知，2004至2010年間，全球可再生能源產業投資上升非常快，從550億美元上升至約3000多億美元。2011至2013年間，投資開始下降，降幅達到20%至21%，主要是西方國家可再生能源政策變化、光伏成本下降等因素所致。
　　與此同時，亞洲和非洲成為快速上升的可再生能源市場，2012年，中國在清潔能源領域的投資達到650億美元，印度和日本也是緊隨其后的重要潛在市場。可以說，亞洲不僅僅是帶動可再生能源投資的主要市場，也是全球最大的投資市場。
　　而非洲也朝著最具前景的可再生能源市場前行，南非、肯尼亞、摩洛哥開始日漸活躍，尤其希望依靠太陽能來促進經濟發展、帶動就業。
　　在“綠色經濟”刺激下，我們推動屋頂太陽能、風能的利用，但無法忽略的是，這些清潔能源存在投資昂貴和間歇性的難題。在我看來，這兩點都需要依靠技術解決，間歇性可以依靠儲能技術得到改善和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