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政策驅動的風電裝機總規模持續增加
　　
　　我國風電在過去十余年里快速發展，已經成為世界第一大風電裝機國，累計裝機容量從2006年的2.5GW增加到了2015年底的145GW，年平均增速達到50%。由于風電成本無法與火電、水電等傳統能源相競爭，如此快速的發展主要得益于政府政策支持。以2005年《可再生能源法》的頒布為開端，我國陸續出臺了諸多支持可再生能源法發展的政策措施，形成了較為完備的法律政策體系，這些政策主要包括：
　　
　　上網政策：《可再生能源法》明確規定，國家實行可再生能源發電全額保障性收購制度。這意味著，在保證電網安全的前提下，合法成立的可再生能源發電企業的所有發電量應由電網全額收購。隨著“棄風”現象不斷加劇以及我國電力市場新一輪改革的開啟，2016年上半年國家發改委發布《可再生能源發電全額保障性收購管理辦法》，對全額保障性收購做出了更為具體的定義：“可再生能源發電全額保障性收購是指電網企業（含電力調度機構）根據國家確定的上網標桿電價和保障性收購利用小時數，結合市場競爭機制，通過落實優先發電制度，在確保供電安全的前提下，全額收購規劃范圍內的可再生能源發電項目的上網電量。”
　　
　　電價政策：中國風電定價政策的演變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2003年以前的核準電價制度，當時風電裝機總量很低，國家主管機構對風電項目電價進行逐個核準。第二個階段是2003年到2008年之間招標電價和核準電價并存。中央政府對大規模風電場組織特許權招標，將競爭機制引入風電場開發，以市場化方式確定風電上網電價，通過簽訂長期合同保障電力銷售和上網電價。之后，中標價格成為有此經驗的省份建設新風電項目的基礎。對于那些沒有招標經驗的省份仍然沿用了核準電價。在此期間，區域之間風電價格差異較大，低至0.38元，高至0.8元每千瓦時（Qiu和Anadon，2012）。第三個階段是從2009年開始實行的固定上網電價制度. 全國按風能資源狀況和工程建設條件分為四類風能資源區，相應制定標桿上網電價（圖1）。風電標桿電價高出火電標桿電價的部分由財政進行補貼，資金來源主要是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 　　
　　稅收政策：風電場享受多重稅收減免政策。主要包括所得稅“三年三減半”，即風電場前三年運營期間完全免除所得稅，之后的三年免除一半的所得稅；增值稅享受即征即退50%的政策，2009年增值稅改革允許將中間成本和固定投資作為稅收扣除項，大幅降低了風電場稅收負擔。
　　
　　風電發展區域失衡，支持政策充當何種角色？
　　
　　與全國風電裝機總量快速增加相伴的另一個現象是風電發展嚴重的區域不平衡。雖然從2010年以來幾乎所有的省份都有風電裝機，但裝機集中在風能資源豐富的三北地區（華北、東北和西北）。 圖2為我國2015年累計風電裝機并網容量的省域分布。“三北”八省份（內蒙古，新疆，河北，甘肅，寧夏和東北三省）累計裝機量占全國總容量的三分之二以上。 　　
　　風電發展區域不均衡，尤其是裝機主要分布在西部和北部省份、遠離東部用電負荷地區，直接的后果是我國居高不下的棄風率。根據能源局公布數據，2011-2015年間我國棄風率最低為8%，而最高達17%（圖3），而2015年德國和美國德州棄風率為1%和0.5%。高棄風率帶來巨大資源浪費，雖然我國風電并網裝機量是美國的接近兩倍（145GW vs.75GW），但發電量卻低于美國（1860億KWH億vs.1900億KWH）。主要限電地區無疑集中于風電裝機較多而又遠離東部用電負荷的省份，2015年甘肅省、新疆和吉林三省棄風率高達39%，32%和32%（圖4）。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我國風電發展區域間的不平衡？最為常見的解釋是風力資源分布的不平衡造成的。我國風電資源豐富，潛在可利用風能超過5500GW（中國氣象局，2014），但區域分布非常不均衡。政府和學術界都對我國風力資源以及風電開發潛力進行過研究，這里我引用He and Kammen（2014）對我國各省風電裝機潛力的估計結果，如表1所示。可以看出，省級層面風電開發潛力差異巨大，從少于1GW到超過600GW，并且中國北部（內蒙古，黑龍江，吉林，遼寧）和部分西部（西藏，新疆，青海，甘肅）的廣大地區風能尤其豐富。但是，地區之間風能分布的差異并不能很好地解釋風能發展的巨大地區差異，風能資源利用率從不足1%到超過100%。即使在風力資源潛力比較相似的省份，實際裝機容量差異也可能很大。 　　
　　另外一個更加令人費解的問題是為什么在風能資源豐富的地區從2009年就開始出現嚴重“棄風”現象，裝機規模還持續高速增加？
　　
　　以甘肅為例，2011年和2012年棄風率高達11.7%和24%，但是到2015年裝機容量比2012年又翻了一番，單個省份風電裝機容量占全國總裝量近10%，風電發展區域不均衡進一步加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