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玉強表示，在現行可再生能源標桿電價政策下，為籌集可再生能源發展補貼資金，發展改革委價格司曾5次提高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按理想政策規模，應該能征收到800億元左右。而從現在來看，情況卻不理想。
　　
　　究其原因，支玉強分析指出：這主要是由于實體經濟發展壓力很大，降電價成為工業企業和實體經濟強烈的需求和呼吁，也變成國務院的意見和要求，如果這個時候再去增加電價附加會變成很尖銳的一個矛盾。再一個方面就是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的征收阻力很大，現在地方推動自備電廠規模快速擴大，但自備電廠基本不繳或很少繳可再生能源附加，這是造成當前補貼基金缺口不斷擴大的最主要原因。
　　
　　“隨著可再生能源配額制度的研究和綠色電力證書的交易機制的建立，我們國家現行的這種可再生能源電價政策和補貼政策，需要作出相應的調整和完善。”在支玉強看來，目前可再生能源發電和燃煤發電，作為電能這個屬性來講，同屬電能。那么，這種電能在市場上也應該按照統一的機制去競爭。支玉強建議，下一步改革的方向首先要實現價格和補貼的分離，為下一步促進電價和補貼市場化機制的建立，奠定堅實的基礎。
　　
　　具體來說，“在電價的方面，下一步的改革在沒有成熟之前，咱們現在還繼續執行燃煤標桿定價，那么下一步隨著咱們上網電價市場化的推進程度的提高，這種市場化范圍的擴大，那么可再生能源形成的電量的電價也要逐步通過市場競爭來形成。國外也大多是這樣。只有這樣才能夠實現更低的報價。”支玉強認為，就補貼而言，差價補貼要變成定額補貼加上綠色證書的模式。現有的固定補貼模式還會保留一段時間，但隨著財政逐漸退坡，最終補貼將退出歷史舞臺。與此同時，補貼方向也會適時作出調整，向小而散的分布式能源傾斜。
　　
　　跨區輔助服務機制將更完善
　　
　　“在經濟增長乏力、全國電力產能過剩的背景下，棄風問題在短時間內很難被破解且有進一步蔓延之勢。”作為本次會議上最重要的發電企業代表，謝長軍表示，目前應該從立法層面，完善可再生能源跨區輔助服務機制，明確規定東、南部發達省份對西部富余可再生能源電網的接納業務，并對受電方進行一定的經濟補償，從而打破地方政府條塊分割的現狀，下好可再生能源消納的全國一盤棋。
　　
　　在謝長軍看來，中央和地方政府電網企業、開發企業及社會各界共同努力，進一步完善 《可再生能源法》的政策體系，實現四個完善、四個提升。
　　
　　具體來說，謝長軍建議，首先要完善立法標準，提升法律的可操作性。德國《可再生能源法》歷經幾次重大修訂，對法律政策有著全面、深入、細致的修正，德國法在作出原則性規定以后，還會進一步采用積極的操作方式。例如規定可再生能源上網時，從具體操作層面，對電網運營商的程序和步驟各方面都進行了明確的規定。細化法律條文，提高可操作性，促進利益相關方按照詳細可行的具體規定履行自己的義務。
　　
　　其次，完善跨區輔助服務機制，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納能力。可再生能源在經濟發展放緩的條件下，各地方政府因為利益問題，導致形勢加劇，建議完善可再生能源跨區服務，明確規定東南部發達省份，對受讓方進行一定的經濟補償。再次，完善電量收購激勵機制，提升可再生能源上網品質。可再生能源具有波動性、間歇性的特點，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電網可再生能源電量的積極性。在保證電網安全運行的前提下，盡可能增加可再生能源電力的收購。最后，提升法律對產業的監督指導作用、指導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