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價時代，補貼取消，行業需要怎樣的政策支持？能源基金會清潔電力項目主任徐一凡認為，通過補貼等財政方式增加項目度電收入不是唯一的選擇，如果在規劃、協調、長效發展機制等方面能夠幫助企業降低成本和減少投資的不確定性，也可以幫助海上風電平穩過渡，盡快實現平價。

　　

　　

受訪人：能源基金會（Energy Foundation）清潔電力項目主任 徐一凡

　　

　　Q ：請您簡單介紹能源基金會是一個怎樣的組織？其愿景和目標是什么？

　　A ：能源基金會是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注冊的專業性非營利公益慈善組織，于1999 年開始在中國開展工作，致力于推動中國可持續能源發展。能源基金會在北京依法登記設立代表機構，由北京市公安局頒發登記證書，業務主管單位為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

　　

　　能源基金會的愿景是通過推進可持續能源促進中國和世界的繁榮發展與氣候安全。我們的使命是通過推動能源轉型和優化經濟結構，促進中國和世界完成氣候中性，達到世界領先標準的空氣質量，落實人人享有用能權利，實現綠色經濟增長。我們致力于打造一個具有戰略眼光的專業基金會，作為再捐資者、協調推進者和戰略建議者，高效推進使命的達成。

　　

　　Q ：能源基金會在中國成立21 年來，為支持中國的低碳轉型，開展了哪些方面的工作？

　　A ：我們的項目資助領域包括電力、工業、交通、城市、環境管理、低碳轉型、策略傳播七個方面。通過資助中國的相關機構開展政策和標準研究，推動其能力建設并促進國際合作，助力中國應對發展、能源、環境與氣候變化挑戰。除上述七個領域的工作，我們還致力于支持對中國低碳發展有重要影響的綜合性議題的研究和實踐，并成立了六個綜合工作組：中國中長期低碳發展戰略、一帶一路、二軌合作、空氣質量、城鎮化以及電氣化。

　　

　　截至2019 年年底，能源基金會在中國資助的項目已達到2893 個，贈款金額累計超過3.3 億美元（約合人民幣21.5 億元），受資助單位累計超過760 家，其中包括國內外一流的政策研究機構、高等院校、行業協會、地方節能機構和非政府組織等，例如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國家發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戰略研究和國際合作中心、生態環境部環境規劃院、中國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清華大學、公眾環境研究中心及能源與交通創新中心等。

　　

　　Q ：近十幾年，以風電和光伏為主的可再生能源在中國發展飛速，您認為主要取決于哪些因素？

　　A ：推動我國可再生能源發展的因素有很多，比如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的重視與支持，裝備產業的繁榮與技術進步，電網為促進送出和消納采取的各種措施等等。我認為，其中的關鍵因素還是在于可再生能源法及相關配套政策措施為建立一個穩定增長的市場提供了經濟保障和制度安排，讓市場發揮了作用。在上述關鍵因素中，電價和補貼機制又可以說是核心。

　　

　　

　　

三一中東南部風電項目

　　

　　Q ：即將到來的平價上網，對風電和光伏來說都將是一場較大的考驗。您對實現產業的平穩過渡有何建議？

　　A ：電價和補貼機制實施多年，我國的可再生能源規模也已經多年位居全球第一，從行業發展趨勢看，可再生能源必將走向平價，或者我們不說平價，說零補貼，這個沒有什么爭議。現在有爭論的是，我們是不是已經到了實現全國零補貼的時候，還是應該再晚一兩年。或者換個角度說，如果全國新增風電項目統一取消補貼，會不會帶來新增裝機規模的下降？算得過賬來的地方繼續開發，算不過賬來的地方就先不開發了，這個是有爭論的。

　　

　　對于這個問題，我覺得單純本位主義地爭論沒有意義，還是要認真去研究，一方面是基于現有的邊界條件去算賬，到底零補貼能不能實現？哪些地方能實現, 哪些地方不能實現？開發多少？合在一起能不能完成可再生能源的發展目標？另一方面是探索邊界條件能不能動，移動邊界條件需要什么樣的政策和機制支持？用地、用海和財務成本等非技術成本能不能降？哪些能降，哪些不能降？消納空間能不能增加？配額制和電力市場改革的進展會對可行性帶來什么變化？我相信企業和政府都有一本賬，企業算賬更細更實，政府算邊界條件更有力，兩本賬碰到一起，就能把事情說清楚，規劃部門和研究機構在其中要發揮關鍵作用。

　　

　　

陽江南鵬島海上風電項目

　　

　　Q ：海上風電也要在2022 年實現平價，但由于產業發展并不成熟，地方政策能否接力補貼？

　　A ：單就海上風電而言，受到英國等海上風電發展較成熟國家實現平價的激勵，中國海上風電也在追求盡快實現平價。但是目前國際、國內對度電成本討論的邊界條件是不一樣的，在前端是風能資源、前期工作包括協調成本的差異，在后端是海上升壓站和輸電線路是否納入電價以及財務成本的差異，這些都需要通過研究，以及對研究成果的宣傳和交流來進一步予以明確。

　　

　　我認為，海上風電“國補”取消未見得就是壞事，其實是給了沿海各省更多的自主空間，讓發展海上風電總體收益大于總體成本的省份能夠放手去嘗試和創新。各省根據自身條件和意愿研究清楚本省能不能發展，發展需要什么條件，然后再去開展政策創新，或者有理有據地再向國家“要政策”，比如征收的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有沒有更好的用法；綠證能不能考慮海上風電；實施區域內的配額等等，靠省級財政補貼不一定是最好的辦法。

　　

　　最后，通過補貼等財政方式增加項目度電收入不是唯一的選擇，如果在規劃、協調、長效發展機制等方面能夠幫助企業降低成本和減少投資的不確定性，也可以幫助海上風電平穩過渡，盡快實現平價。“國補”取消了，國家對海上風電發展的支撐不能取消，甚至還應該進行創新和加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