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維基百科的說法，信念是一種態度，認為某些事情是真實的，或者關于世界的某些命題是真實的。在認識論中，哲學家用 "信念 "一詞來指關于世界的態度。這些態度可以是真的，也可以是假的。每個人的信念往往并不足夠明確或者精確，但是它可能影響甚至決定人關于世界的主觀看法。

　　

　　筆者寫作的過程，也不可避免地會受到先入為主的各種信念的影響。這些信念將來可能會有改變。筆者把它們列在這里，發揮三方面的作用。

　　

　　1.更好地界定處于連續區間上的問題。這些問題包括：碳減排是否拖累經濟？安全與低碳是否并行不悖；誰贏誰輸？贏家多還是輸家多？這些宏大的問題不可能有一個簡單的共同認可的答案。特別地，相關的形容詞匯，在日常生活中往往意味著二值化，而事實上在一個很大的連續區間上，從而問題的界定都不足夠明確，乃至含混。比如當提到“碳達峰拖累經濟與否”的時候，其空間（是一個國家，地區還是某個家庭，或者其他？）與時間（現在？未來5年，10年？還是永遠？）范圍在哪里？所謂的“拖累”是相比哪個參照系而言的？多大程度上的影響是否比回答“是否拖累”的二值問題更有價值？

　　

　　2.為筆者提供一個可衡量評價的后續改變的參照系，供邊際調整。丘吉爾或者凱恩斯或者薩繆爾森曾經說過：“當事實改變時，我就會改變我的想法。您呢，先生？”。這是誰說的，抑或他們都說過類似的話已經無從精確考證，但是顯然他們都會從這句話中獲得信用。重要的是：對依據事實，隨時準備改變自己的舊有看法保持開放。

　　

　　3.方便讀者把握作者的價值觀坐標位置，從而更好理解內容并提供各種反饋。比如及時提醒筆者：你哪一個先入為主的觀念落伍了——現在是90后/00后的時代！他們更加關心碳中和問題，因為他們以及他們的后代會最終承擔我們今天行動（抑或不行動）的后果。這是激勵相容的。

　　

　　

　　人類的歷史既不是喜劇、也不是悲劇，而往往充滿戲劇性，但是我們仍然需要風險管理。技術的重大突破，是否可以輕松實現碳中和目標？如果出現了顛覆性技術，比如極其易得廉價完美的核聚變，那么的確碳中和變得簡單了。我們并不排除技術進步使得這個問題變得容易的可能性。這將是科學家或者工程師的功勞。但是，技術的進步與突破，永遠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從風險管理與預防性的視角，我們需要假設其無法自動實現，而依賴人類的理性行動，探討能動性的額外政策，“軟實現”。只有經過額外努力實現的，才是值得夸獎的。

　　

　　這一邏輯適用于我國的2030年前達峰目標。我國碳達峰討論中存在“具備條件的地區率先達峰”的說法。筆者顯然不是這種說法的粉絲。一方面，不清楚這種條件具體指的是何種條件，如何確定是否具備。地區并不處于穩定狀態，它們是否具備條件取決于是否實施額外的集體性政策。這不是個能、抑或不能的靜態問題。另一方面，如果達峰是自然的趨勢——所謂“一切照舊發展”（Business-as-usual）的排放軌跡，不需要額外努力與改變就可以獲得了，這種達峰又有何榜樣的力量與價值？比如現在被認為已經達峰的上海、北京等地區。需要關注額外政策，而不是去“解剖”認定不同行業與地區的靜態潛力，大幅簡化為二值論斷。

　　

　　

　　倡議書要發揮作用，必須具有社會運動“星星之火”的潛質。《The tipping point》的作者認為：星星之火要從微弱變成燎原之勢，需要一些先行者的傳播，比如信息擁有者，或者專家；需要這一傳播具有粘性，類似病毒的傳播特性，這其中連接者（認識很多人）具有重要作用，特別是超級傳播者（比如推銷員，具有很強的說服力）；并且需要一個說服人的環境氛圍，比如同行與社區影響等等。這些條件都滿足了，那么流行就可能起來，一個東西就可能“因為有名，所以更有名”（對，就是這么的循環邏輯！一個術語叫做“報酬遞增”）。我國社會公共討論，乃至政府文件中存在的大量缺乏主語的“祈使句”論述。這些表述往往并不清楚是對哪個具體社會群體的要求或者愿望，大體都可以歸為“倡議書”的類別。它們是否可以發揮作用，需要這三方面因素的考量。

　　

　　倡議書或能發揮錦上添花的作用，但是無法作主導倚杖。這一邏輯很容易理解，自愿性的行動，往往都無法實現“很緊”、全局性的目標。而碳中和目標就屬于挑出化石能源中100%的“倒霉蛋”，而不是10%，20%的問題。當然，在我國，由于缺乏對權利的清晰界定，自愿與強制之間的界限往往是模糊的。典型的，比如鋼鐵行業超低排放改造，可以不改造，但是改造了就可以不限產，獲得更大市場份額。理論上自愿，但是那些改變的就能從大家共同的“鍋里”舀飯吃，減少大家共同的資源。這其中，有的時候涉及是否尊重歷史現狀的公平問題。

　　

　　

　　碳的深度減排首先是個挑戰。從經濟邏輯上講，如果沒有最終消費者的成本承擔，碳中和注定是無法最終實現的。若我國廣泛存在的“生產者之間”的利益攪合勾兌來實現集體目標延續，能源供需平衡保障往往意味著高風險。我們的非科幻討論（non-friction），必須立于目前的技術水平、社會現實，制度文化基礎與可預見的未來（這屬于陳腐語言了，準確的講是慣性外推的一個未來）。總體而言，它不是個機遇，而是個重大集體性挑戰。否則，你根本無法解釋為何它在1992年之后的30年，無論是資本主義世界、還是社會主義世界都無足夠進展，氣候變暖趨勢仍舊在惡化。

　　

　　如果姿勢足夠正確，可以成為一個機遇。但是，仍會有明顯的贏家與輸家。現實的發展是動態的。如果因為有碳這個約束，人類不斷進化出了激動人心的重大創新與技術進步，乃至我們現在還想不到完全沒概念的技術進步，那么的確未來世界會比沒有碳中和的世界美好幾個數量級。但是，無疑，碳中和的推進會強烈地產生新的贏家與輸家。贏家樂于站在聚光燈下，講述他們的人生感悟與成功哲學，使得人們誤以為這是整個故事的全部。

　　

　　

　　如果實現不了碳中和，全人類就都輸了。隨著氣候變暖的一系列影響的顯現，這一點正日益確認。IPCC 2012年的綜合評估報告匯總顯示：在溫升4℃的世界里，20年一遇的極端天氣事件可能會變成2年一遇。甚至更有爭議的觀點是敘利亞內戰。有些人認為戰爭爆發的原因，恰恰在于極端的干旱天氣引發的居住地遷移的沖突。當然，這永遠無法證實，而充滿不同意見。因為歷史只發生一次，無法作精確的“反事實”檢驗。但是，可以想象，如果未來是個過熱的世界，那么由此引發的生存環境的惡化可能使所有人都成為輸家。

　　

　　如果實現了，那么有部分人仍是輸家。他們是否應該獲得補償需要在人的層面考慮問題。如果碳中和是個集體性目標，那么自然是集體所有人的責任。減排需要發生在最容易減排的地方，同時從所有人的責任過渡到部分群體的責任，這其中需要嚴肅的公平問題討論。這很大程度上是兩個問題：哪里合適去減排？減排成本誰來承擔？但是在我國的討論中，將問題合二為一的思維范式仍舊普遍。這就是“抓壯丁”思維了——因為你能、你最容易，所以你就來全部承擔成本。化石能源的市場份額下降，直到失去商業模式，是碳中和目標實現的必要前提。這必然伴隨著一些高度受影響的地區、產業與就業人群的境況的惡化，需要額外的政策與措施去保障人應該享有的社會公平正義。國家能源咨詢專家委員會副主任杜祥琬院士特別強調：要力爭實現公平公正的能源轉型。

　　

　　碳中和的可持續推進，毫無疑問，是個眾多目標平衡的系統工程。政治上都是講優先級的。很明確，目前以及持續的優先事項（之一）就是碳中和。這意味著其他目標可以略微放松以實現這個目標的更大化，或者系統本來就存在不犧牲其他目標就改進這一維度表現的可能性，也就是效率改進空間。但是，這并不等于其他的目標就完全不需要了。相比盎格魯——羅馬人（目前的歐美國家）發明的諸多方法論框架，我國碳中和討論的最大問題仍舊是缺乏框架，或者服從于過于簡單的框架，比如絕對優先（absolute priority）排序框架，為了一個維度可以完全放棄另外一個維度的要求。

　　

　　

　　碳中和之路隨著最終目標終點的確定，已經正式開啟。

　　

　　碳中和作為一個長達40年的“馬拉松”，其成功的標準無疑是實現目標，也就是有效（effectiveness）；還必須以有效率（efficiency）的方式實現目標，否則意味著轉型成本過大，超過一定程度可能就無法承受或者社會阻力巨大；還必須堅持高的公平標準（fairness），相對的窮人福利不能變差，否則意味著社會乃至道德倫理問題。我國往往還面臨政府部門干預企業生產決策帶來的能源保障可靠性與安全問題。

　　

　　筆者接下來首先談談認識中的碳中和宿命，而風光等波動性電源接入電力系統為何在我國是“一個從地獄來的問題”，以及碳中和進化中攸關的效率與公平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