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能源是現代化的基礎和動力。能源供應和安全事關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局。當前，全球能源正在進行第三次轉型，具有不少鮮明的新特征。從現在到2020年，是能源發展轉型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我們要把握機遇，做好體制機制建設，真正推動能源生產和消費革命，打造中國能源升級版。
　　
　　全球第三次能源轉型的特征
　　
　　能源轉型是指能源生產和消費結構發生根本性的改變，并對一國社會經濟發展乃至全球地緣政治格局產生深刻影響。從全球來看，曾經發生過兩次能源轉型，第一次是煤炭取代木材成為主導能源，第二次是油氣取代煤炭成為主要能源。當前正在進行第三次能源轉型，盡管處于初期階段，與前兩次能源轉型相比，已具有明顯的區別。
　　
　　一是開發利用可再生能源是當前全球能源轉型的重要內容。近年來，清潔、低碳、可再生能源發展迅速，并將取代化石能源成為主要能源。從電源結構來看，可再生能源已經成為僅次于煤炭的、全球第二大電力來源，IEA預計，到2030年前后，可再生能源將超越燃煤發電，成為全球最大電力來源；到2040年，可再生能源電力將占所有新增發電容量的一半以上。從燃料結構來看，生物燃料和電力已部分替代石油。2014年，全球電動汽車銷量迅速增長。
　　
　　二是以建立低碳、可持續的能源供給與能源消費體系為目標。前兩次能源轉型是伴隨工業革命進行的，機械化、自動化的大工業生產，使得能源需求在短期內快速上升，形成了以提供高能量密度、大規模的能源生產體系供應。英美等先行工業化國家率先實現了前兩次能源轉型并充分享有能源轉型的紅利，大量的化石能源投入到生產中，創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質繁榮，但也產生大量的溫室氣體，對全球氣候變化和人類的生存安全產生嚴重的影響。而當前的能源轉型源于對高碳能源使用后果的科學認識以及低碳能源利用技術的快速發展，人類的自覺行動加上科學技術進步構成推動第三次能源轉型的基礎。從現狀與發展趨勢來看，消費同等能量能源所排放的溫室氣體在一些國家已開始減少，以分布式為代表的適應于可再生能源特點、環境友好的能源生產體系正在形成，傳統的能源消費正在向綠色、低碳方向發展。
　　
　　三是合作共贏、政策引導是當前能源轉型的重要特征。能源轉型所要解決的資源問題、氣候變化問題和安全問題是全球性問題，僅依靠少數國家不能取得明顯效果，需要在全球范圍內形成國際合作機制，促進世界各國共同行動，實現能源轉型。與前兩次能源轉型僅在少數發達國家率先進行不同，當前進行的第三次能源轉型的全球化趨勢非常突出。當前，各國政府采取積極的政策措施，除了一些能源消費大國加快能源轉型的步伐外，一大批能源資源豐富的國家也在轉型。2015年，全球已有多個國家設立了可再生能源轉型的目標。前兩次的能源轉型，分別經過了上百年和數十年，當前進行的能源轉型，政府政策的引導至關重要。時不我待，主動作為，是當前能源轉型與前兩次能源轉型的一個重要區別。
　　
　　四是能源轉型乃科技進步推動下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當前正在進行的能源轉型雖然政策引導的作用突出，但是推動能源轉型的根本力量仍是科學技術。站在社會發展規律的高度來認識能源轉型，要避免完全照搬他國的政策工具與措施；要避免從國家安全和國家競爭優勢等角度片面地理解能源轉型，影響對能源轉型趨勢性的認識；要避免把能源轉型等同于能源革命或者轉變能源發展方式。從能源發展規律來看，能源轉型需要較長的時間，是一項長期的過程，推進能源革命，是要加速能源轉型的進程。能源革命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轉變能源發展方式也只是解決我國當前能源轉型過程中一些問題，不能完全替代能源轉型，能源體制改革的重要目的是解放生產力和促進科技進步。
　　
　　中國能源轉型需要新措施
　　
　　中國能源轉型需要新措施，跨越實現能源結構的演進與轉變。當前世界能源轉型均處于初期階段，但各國有所差異。總體上，歐盟一些國家處于領先地位。“十一五”時期以來，中國節能減排取得顯著成效。能源消費增速減緩，能源結構與能源效率不斷改進，新能源發電裝機規模位居世界前列，單位GDP能耗和溫室氣體排放持續下降。但從轉型的基礎來看，中國能源結構以煤炭為主，與已完成兩次能源轉型的其他國家相比，中國能源轉型的任務非常艱巨。從經濟發展水平對能源價格承受力來看，中國明顯低于發達國家。因此，中國能源轉型必須要有更強的變革才能與其他國家同步進行。中國能源結構的演進不可能像西方國家那樣，依次完成由煤炭到油氣，再從油氣到可再生能源的變化，而可能要直接進入以可再生能源為主的發展階段，跨越式地演進和迭代式地發展。
　　
　　用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需要滿足兩個基本條件：一是資源量是否充足，二是價格是否被市場所接受。總體來看，中國可再生能源資源豐富，可以滿足能源轉型的需要，但分布不均衡，2020年，一些資源條件較好的地區可再生能源發電可率先實現平價上網。我國要實現以清潔可再生能源為主的能源結構，一是要加快發展可再生能源，二是要大幅度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目前，盡管我國可再生能源發展較快，能源利用效率改進幅度較大，但在資源與溫室氣體排放的約束條件下，要在2050年完成轉型，仍需加快可再生能源發展和大幅度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世界經濟長遠發展的動力源自創新。國際金融危機后，全球技術創新活動在經歷短期低潮后開始恢復，技術創新漸趨活躍。太陽能、風能、地熱能等可再生能源開發、存貯和傳輸技術進步步伐加快，提升了新能源利用效率和發展速度，新能源產業發展日漸成熟，風電、光伏發電的成本不斷下降，競爭能力日益增強。巴黎氣候變化大會提出把全球平均氣溫升高幅度控制在2攝氏度以內的目標。中國在減排問題上，顯示一個大國應盡的責任。中國承諾，二氧化碳排放2030年左右達到峰值并爭取盡早達峰；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至65%。中國溫室氣體排放源主要來自化石能源的生產與消費，解決環境污染與溫室氣體排放問題，重要出路是改變能源結構，減少化石能源生產與消費，發展清潔可再生能源，建立更加高效、清潔的能源生產和消費體系。與此同時，要實現降低溫室氣體減排的目標，要以大幅度提高能效為主，控制煤炭和能源消費總量。總之，中國是全球第一大能源消費國，以煤為主的能源結構使得中國的減排任務非常艱巨。中國的國情也決定了中國能源轉型需要采取新的行動。
　　
　　從四個方面做好體制機制建設
　　
　　促進能源轉型，需要探討能源產業政策。能源轉型有多種路徑和政策工具選擇，選擇的標準簡而言之就是成本低、效果好。我國實施的能源產業政策主要包括能源補貼、能源效率和能源結構3類產業政策。由于我國能源消費基數大、速度快，為了實現減排承諾，控制能源消費總量，亦是能源宏觀管控的重要內容。當前我國正處于“三期疊加”的時期，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有必要結合能源產業發展面臨的新形勢以及新問題，對我國已實施的能源產業政策進行評估調整，形成更好的政策組合。
　　
　　政策實施的效率是以體制為基礎，體制機制是能源轉型的重要保障。從能源轉型的客觀需要出發，中國當前體制機制改革與建設需要做好以下幾方面的工作：
　　
　　一是強化有利于能源轉型的電力市場建設。新能源利用主要是以發電的形式，電力市場體制建設至關重要。在電力體制改革過程中，要注意以能源轉型為重要目標，建立適應新能源發電的電力系統，發展智能電網和電動汽車，促進跨區域電力交易，開展新能源發電的輔助服務，在條件許可的地區，推動可再生電力與其他能源的綜合供應。
　　
　　二是完善可再生能源發電補貼政策。雖然2020年以后，一些地區的可再生能源發電可能不再需要補貼，但是從總體來看，可再生能源與常規能源相比在較長時間內仍不具有市場競爭力。目前，中國可再生能源補貼存在一定的缺口。隨著我國可再生能源發展及其內外環境的變化，對可再生能源的補貼要實現發揮導向作用，注意對分布式發電的補貼，提高可再生能源發電裝機的利用率，優化可再生能源補貼資金來源，保持補貼政策的穩定性。
　　
　　三是要發揮產業對節能減排的積極作用。產業具有雙重身份，一方面是能源消耗的主體，另一方面也是推動節能減排和能源轉型的技術載體。能源轉型要堅持以產業為重點，強化節能減排措施，一方面降低能源需求增速，另一方面強化低碳清潔技術的供給與應用。要大力發展低碳綠色農業，積極構建低碳的工業體系，實施服務業的綠色發展，加強行業準入管理，規范新能源產業發展。
　　
　　四是建立健全能源轉型的投資機制。可再生能源發展和化石能源的清潔利用，需要巨大的投入。資金投入不足會嚴重影響能源轉型。要強化新能源產業的投融資機制建設，完善金融服務，擴大銀行業對新能源產業的信貸支持，鼓勵金融創新，推進與新能源相關的金融產品開發。完善資本市場，實現新能源產業金融支持的多元化，加快設立新能源產業投資基金，大力發展風險投資和創業投資，拓寬資金來源渠道，促進新能源投資主體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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